美媒：长达200年的“左右”概念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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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说，美国的民主可能体现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但是，这里的“人”是指谁呢？

11月14日，《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上发表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米尔·辛普森的文章《200年来的“左派”和“右派”观念已经结束》。

该条全文如下:

在美国，每隔几年，人们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总统选举可以显示人民的组成、意志和精神是如何变化的。公民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时刻最能反映他们的真实特征。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当然，这种新的政治现实并非美国独有。我们在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竞选中看到了这一点，在席卷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看到了这一点，在明年的法德选举中也肯定会看到这一点。

英国退出欧盟和特朗普的胜利并不是不寻常的事件。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它们是政治史上的特例，并继续保持“正常”的中左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之间的竞争政治理念。在我看来，它们是西方政治生活模式变化的一些表现，一种新的模式正在诞生。

传统定义不适用于当前

让我们来看看熟悉的“左”和“右”的政治概念:自1945年以来，它们一直是描述西方民主政治在大多数问题上的演变的基本概念。虽然“左”和“右”这两个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但它们在19世纪末真正开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并在随后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的激烈政治斗争和工业化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变化中形成。

关键是所谓的“左”和“右”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相关工业化问题的正反两面，双方在工业化问题上都有很好的论据。正是因为“左”与“右”的区分，才带来了思考和互动，使得很多问题能够形成理性的妥协。

因此，自1945年以来，人们几乎普遍接受“左”和“右”作为描述基本政治现实的概念，从而使西方能够长期保持内部相对稳定。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之间的政治辩论通常仅限于公平分配问题，即在固定的政治框架内分配资源。

但是2016年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关于公平分配几乎没有争论。1945年后，全世界都想压制的“身份政治”的恶魔再次露出丑陋的头。

2016年，已经明确证实，工业时代“左”与“右”的政治划分不再适用于描述后工业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上的政治讨论和竞争。当今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这是描述政治分歧的基本原则。

毕竟，首先，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刺激的全球化中将西方推向后工业化阶段，这导致制造业就业流向新兴市场。这对西方企业股东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西方工业工人来说却不是好事。“左”和“右”的政治模式开始瓦解。三十年后，我们有了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总统，可能还有勒庞总统。

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有一些很好的论点，无论是不受控制的全球化还是绝对的保护主义，都有许多支持者。因此，为了使西方政治生活回归常态，我们必须总结出能够反映当今现实生活中政治差异的基本划分方法，而不是将20世纪遗留下来的过时概念应用到21世纪的实际问题中。新的划分方法应该反映出一方基本上支持全球化，而另一方基本上反对全球化。

如果政治讨论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那么双方之间的合理争论就能够带来理性的妥协，从而使西方政治学回到分配辩论的框架中，远离“身份政治”的危害。

但现实是，人们仍然在用既有的过时的“左”和“右”的概念来处理问题。例如，“左派”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等社会问题上更倾向于国际主义，在贸易、外包和税收管理等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相反，“右派”。

因此，在美国和英国，赢得大选和全民公决的政治家都是那些通过政策选择跨越传统“左”和“右”界限的人。

在美国，特朗普承诺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并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措施通常被认为与左翼大政府政治和凯恩斯经济学有关，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承诺大规模减税，这通常与右翼小政府政治和芝加哥经济学院有关。

在英国，特里萨·梅(Theresa May)政府表示，它希望有一个“适当的工业战略”，这听起来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工党政府，但与此同时，梅政府谈到要与印度和中国达成新的大规模贸易协定，但如果达成这种贸易协定，英国的低端制造业就业岗位将会消失，尽管这些岗位正是梅政府的工业战略想要保护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足以在当今西方国家赢得政治权力的选民基础，政治家们就必须或多或少地抛弃与20世纪“左”或“右”相关的传统立场。

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正在诞生

2016年，西方面临的政治弊病已经被诊断出来，但还没有找到治愈方法。民粹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底层人民的不满并赢得了权力，但他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消除这种不满。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英美民粹主义者的胜利可能会重启西方政治学，直接看待全球化，而不是继续使用“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从而忽视全球化——这是早就应该做的。

“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已不能正确描述西方的政治差异。它们是工业化时代到后工业化时代政治稳定留下的纪念品。在工业时代，这种划分是恰当的，但在后工业时代，它们不再适用。不跟随这种分裂的政治运动获胜绝非偶然。模式改变已经开始。

但这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处于动荡的转型阶段。除非西方能够把全球化视为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就像上世纪中叶工业化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一样)，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划分政治分歧，否则所有政党都将永远把“左”和“右”的政策结合起来。此时，除了通过身份，没有其他方法来区分它们。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