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洪荒少女”的追捧是对举国体制的一次矫枉过正

本篇文章3042字，读完约8分钟

里约奥运会过半，中国本届奥运会的热点似乎与金牌无关——宁泽涛凭借其价值和与游泳中心的矛盾，凭借其夸张的表情和“野性的力量”，而首枚金牌得主张却被莫莫的表情所欺骗。中国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告别了“金牌第一”的价值，但事实上，细看它只是一种错觉。国家制度就像现代的生产线，每个人都处在敌人的边缘，如履薄冰。在这种体制下，体育已经成为一种工具，每个人都从中获得自己的兴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信心膨胀之后，这种工具性使国家制度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消极。再加上中国人对现行体制的普遍不信任和反叛，对民族体育的恶感有时只是对现行体制仇恨的延续。当批评变成陈词滥调时，公众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非冠军的宽容，甚至是逆向追求。公众和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追求“非冠军英雄”，尤其是傅的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体制的矫枉过正。

里约奥运会有点不同。

不同的是离开幕式只有几天了，比赛场馆还在建设中；不同的是，所有的运动员都留下来了，奥运村的装修还没有完成，运动员要自己安装浴帘；不同的是游泳池里的水突然变绿，保安人员会死在错误的地方...

最不同的是，伟大的中国网民，宁泽涛，失去了一个烂摊子，或被称为“丈夫”；《野姑娘》中的傅，一群喜出望外的夸张表情包，连续多日拂过银幕，令所有金牌冠军黯然失色；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表情包，张，中国的第一个金牌得主，但这不是喜悦，而是莫莫泰山崩时谁也没有反应。似乎我们一夜之间就从“金牌第一，冠军是英雄”的老干部模式跳到了“成绩不重要，但面子和表情重要”的二级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让像我这样在三个方面都比较稳定的人难以接受。互联网一代真的让世界变得“糟糕”了吗？

经过仔细考虑，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

粗略地看一下奥运会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体育观念与民族尊严息息相关。1908年，天津的一家青年杂志问道:“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派队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独自举办奥运会？”当时，这三个问号是多么悲惨。1932年，23岁的刘长春艰难地独自出现在洛杉矶的跑道上，但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牢牢扣在中国人身上。最简单的联系之一是不言而喻的:只有赢得金牌，你才能脱帽致敬。

因此，1949年以来，中国新政权沿着前苏联的道路，大力发展体育战线上的“举国体制”，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精力做大事”。具体而言，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财政投入建立各级体育管理和训练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分配竞技体育资源，选拔和培养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在国家体制下，体育和奥运会的定位不是“体育狂欢”，而是一项政治任务。运动员个人的成败关系到沉重的民族荣辱和民族使命。这种压力常常让人无法呼吸——我们见证了1984年许海峰在中国奥运历史上夺得首枚金牌的喜悦，也见证了孙杨在里约奥运会失去金牌后的哭泣。

压力不仅仅局限于孙杨一人。在奥运会的那一天，领导人们在看台上等待第一枚金牌。先是李杜和易思玲不在一条线上，然后孙杨后悔失去金牌，体育官员眉头深皱。直到张获得第一枚金牌，所有的人才松了口气。金牌是一本记录册，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对今后的推广和赢得上级的支持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可以算作本学期的一项重要成绩。国家系统就像现代的生产线。运动员是链条末端的产品，各级官员是各部门的工人。获得的共识和前提是赢得金牌。每个环节自然都对金牌负责。奥运kpi层层分解，每个人都处在危险的边缘，如履薄冰。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也存在。许多中国运动员来自贫困家庭。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不仅成为他们走出成长困境的一条出路，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向上的捷径。对他们来说，金牌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国家体系意味着丰厚的利益:奖金、工作机会、产品代言等。

因此，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运动员，竞技体育的工具性特征都被发现并得到充分发挥。

这种手段是批评国家体制的根源，包括金牌生产线上的利益团体，他们受到这种手段的约束，抱怨或反思。每一届奥运会，这个话题都会被重新转过来。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甚至说:北京奥运会之后，是结束国家体制的最好时机，因为“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一头大奶牛，所以我们不用再谈论我们曾经有多丢脸了。”那些太远了。因此，国家制度已不再必要。”在他看来，国家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争取面子”。

我还记得2008年，刘翔因伤在110米栏决赛前被迫退役。观众批评说“即使你爬，你也必须爬完终点线”；2012年，他因伤再次退役。这一次，刘翔一瘸一拐地跳过了终点线，但观众还是没有让他离开。“我为祖国的期望感到遗憾。”。在国家体制下，国家的财政投入是纳税人的钱。从这个角度来看，运动员应该对纳税人负责，努力训练并取得好成绩是他们的职责。然而，如果只追求金牌，如果你不能赢得冠军，那就太过分了。更不合理的是，这种指责在一些专业项目中也经常使用。应该注意的是，职业化的运作取决于商业运作和市场规则，而不是金融。这种模式的受众只是自由选择的消费者。你当然可以对所提供的服务表示不满，但运动员没有义务宁死不屈。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团队负责。

中国的特点是经常混淆完全不同的逻辑。宁泽涛这次没有打好。在此之前，与游泳中心和主要教练有过冲突，但他被新一代观众原谅了。“包子不哭”和“陶涛加油”的支持声不绝于耳，公众的目光转向了游泳中心的赞助商宁泽涛。当然，有一些“腐败”因素是由面子的价值造成的，但更多的是来自对国家制度的厌恶。只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宁泽涛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用职业体育的逻辑来原谅他的方法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国家体系中没有做错什么。

“野女孩”也被这种厌恶更彻底地使用了。她在央视屏幕上的形象和讲话被反制度活动人士捕捉到，然后她写了一本很棒的书，被贴上“反国家制度斗士”的标签，舆论立刻转向“反金牌理论”。“输赢并不重要”和“就像你不重视金牌一样”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可以说，她的出现给了许多反体制对手一种迷幻兴奋剂:一些中国运动员终于站起来，否认了“金牌至上论”！

我曾经和傅有过短暂的接触，我敢拍着胸口说她的表演只是一种性格的表达。在中国游泳队，被称为“”和“小”，她还给自己起了个绰号“王”。坦率和随意一直是她的外表。

甚至用其领导人的话说，“慧远，这个孩子有两个左右。”因此，让她为反制度、反金牌说话，只是反制度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这种对民族体育的恶感有时是一种制度批判的习惯，它与人们对现行制度的普遍不信任和反叛密切相关，体育只是一种出口。当对国家制度的批评变成陈词滥调时，公众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种对非冠军的宽容甚至是逆向追求。公众和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追求“非冠军英雄”，尤其是傅的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体制的矫枉过正。

赢家通吃的“金牌理论”必须抛弃，但如果变成另一种极端的“反金牌理论”，恐怕就不现实了。“唯金牌论”和“反金牌论”都不是正确的价值观。

网球巨星纳达尔曾经说过:“没有人不为冠军而疯狂，但我告诉自己，我只想打最好的网球。”至于它带来的冠军，这是上天的礼物。”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精神。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赢得冠军是对他们刻苦训练和努力工作的回报，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外在形式。奥运金牌意味着最高的赞誉，它应该超越国家、民族和种族，成为全人类的极限追求。当我们不在体育比赛中投入太多额外的意义时，我们可以平静地参加奥运会，享受体育比赛的魅力。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