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收紧论”不攻自破 辩证看待立法会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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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选举当天，工作人员正在点票/照片由《大公报》记者蔡文浩拍摄

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各种讨论铺天盖地。有人认为传统的“泛人民”是失败的，建制学校赢小，地方学校赢大；其他人认为；香港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是稳定的，组织制度和“泛人民”各有其位；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本地人”进入立法会，香港社会可能不会安宁。我认为提出各种各样的论点并不奇怪，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这种选举结果和无数的讨论至少使长期以来妖魔化中央政府和困扰香港社会的奇怪理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紧缩政策”弄巧成拙。

政策收紧理论不会自行崩溃

香港回归后，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中，中央政府通过授权使一个制度完全不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的特定地区享有高度自治，而国家主体继续执行其坚持的制度。一旦两者的关系出现问题，人们自然会认为可能是中央政府对落实“一国两制”不够宽容，很少把问题归咎于香港社会。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与香港的政治关系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前者在这种政治关系中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更不用说国家主体和高度自治的香港之间的重大意识形态差异。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再次让许多香港人哑口无言。因此，“中央政策收紧论”在香港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必须对此感到惊讶。

香港的异见人士普遍认为，在2003年之前，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是宽松的。由于国家安全立法(23项立法)受挫，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逐渐收紧。虽然作者不同意这一判断，但这一陈述揭示了这一矛盾的诱因。作为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出于高度信任授权香港自行立法。结果，香港立法会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感受和国家安全利益，至今仍未完成这项立法。从政治上讲，这是正常现象吗？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容忍自己的地方无视国家安全？中央政府对此做出反应难道不正常吗？

香港回归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实施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社会高度政治化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甚至突破了“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提出“香港独立”的主张。对于这个违背中国传统和现实政治统一偏好的命题，香港社会的一些政治精英打着捍卫言论自由的幌子进行了辩护性的解释。在人类社会崇尚精英的情结下，香港社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不负责任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混乱和有害的。

用现有系统检查和平衡激进主义

这次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比较年轻，这反映了香港社会要求改变的心态。虽然这个特点可能会令立法局活跃，但担心立法局缺乏冷静，过于冲动。因此，香港有些人说，将来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会更紧张。这对香港社会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需要香港人理性思考。正如一切都需要成本一样，民主也需要人们付出代价。香港有些传媒认为，有本土思想的青少年进入立法会，会令立法会的辩论更激烈。笔者认为这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从长远来看，鉴于制度的约束性，他们将逐渐学会按规则玩牌。

在香港这个法治成熟、自由和日益民主的社会，理性肯定能战胜激进主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公众舆论充满噪音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应该用正常的心来对待它，但是这些噪音不能突破政治底线。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任何政治环境都离不开基本的政治底线，而突破政治底线的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香港的民意认为，香港人与“香港独立”人士有天然的联系，他们在进入立法会时，可以利用这个制度平台，宣传“香港独立”的意识。对此，作者不同意。香港的“本土”和“激进的本土”有着本质的区别。香港立法会是中国的地方议会。如果当选的“激进土著”得意忘形，真正挑战“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他们的政治生活可能很快就会被毁了。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