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辰：我所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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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论文开启的期货人生——我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30年。

大连商品交易所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期货市场开航30周年，与期货市场建设结下不解之缘，从理论构想到市场创立，从期货企业创立到交易所，从商品交易所到金融交易所，从期货到银行、期货，从国内市场转战海外市场，期货市场的探索者、耕作者、期货企业。 回头看，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个时代，遇到了期货，把期货当做了我的dna，和我至今为止的大部分运营商勾结，我幸运地见证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快速发展！

一篇论文决定命运

回顾过去，可以说期货论文踩着时代的节奏，决定了我人生迅速发展的轨迹。 1986年，我在东北财经大学获得商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撰写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贸易经济》杂志上。 这是第一篇在中国学术杂志上查阅的以建设中国期货市场为主题的论文。 这篇论文得到了时任商业部部长刘毅同志的高度重视，刘毅部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商业部，担任刘毅部长的秘书。

因为我不知道那篇关于期货市场的论文也受到时任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市场集团主任田源同志的重视，所以我也受到了他的关注。 1988年2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亲自致函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的马洪同志，要求组织专业力量研究海外期货市场制度，处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保护生产者和顾客的利益。 马洪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田源，田源很快组织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机构的部分同志，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小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田源同志作为发起人，任组长、杜岩、常清、廖英敏、刘俊英等同志也是骨干。

“北京烤鸭”上期货

1989年10月，据芝加哥sidley austin llp律师杰夫·哈里森介绍，他来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 )进行了4个月的实务培训。 中国人在期货“圣地”芝加哥cme和cbot两个期货交易所首次接受了系统培训，并在当时的芝加哥成为了信息。 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我在交易池的大幅照片，报道说有一个中国人在CME——看来“北京烤鸭”要上期货了。

1990年5月，我回到北京，开始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实践。 1990年下半年，商业部设立了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国粮食贸易企业。 我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具体负责在全国八大粮食批发市场引进期货机制。 当时粮食价格处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时期，直接开展期货交易显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要通过引入期货机制(如保证金制度、标准化合约、竞价机制等)来建立长期市场，改造我们以前所传达的粮食批发市场 在这样的思路下，当时国内八大批发市场纳入试点，其中郑州试点推广速度很快。 1990年底，新中国第一家具期货机制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1993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 期间，我跑了10多次郑州，拉动，起草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第一大交易、结算规则。

以50万元计算上海中期

1992年，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的田源同志提出，物资部和商业部合作开办期货企业。 1992年底，物资部和商业部直属公司成为主要股东，通过联合投资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博客、微博)企业(以下简称中期)。 田源任董事长、卢建任总裁、我和王新政、张本任副总裁。

1992年春节刚结束，我从中期总部收到了50万元的支票，一匹马来到上海，开始创办上海中期。 当时创业很辛苦，我带领企业人员白天从事国内期货交易，晚上从事国际期货代理，日益发展企业业务，成为中期体系内最大的期货企业，也是当时国内期货企业中单体规模最大的期货企业。 1994年、1995年，我先后接管了深圳中期、武汉中期、沈阳中期、辽宁中期4家期货企业。

大连商品交易所“保卫战”

1996年10月，我加盟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 当时，我国期货市场刚刚经过第一轮清理整顿，全国还有15家期货交易所，但由于市场整体自律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规则体系不完善，风险事件频发，第二轮清理整顿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严峻课题。

为了生存和快速发展，当时暂时交易所盯上了交易量，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控，导致风险事件频发，一时风生水起。 根据美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经验，期货市场源于套期保值的诉求，期货市场是管理风险的市场，风险防范是期货市场的生命线。 大商所位于东北角落，东北是玉米、大豆的主产地、大粮仓，大连是东北粮食外运枢纽，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期货市场，发展迅速。 我们不能忘记市场树立的初衷，要根据地区实体经济的基础，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在这样的思路下，大商所耐得住寂寞，专注于“做事情”而不是“做市场”，保持了市场平稳运行和期货功能的正常发挥，取得了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仅有的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

两封信和一个“工程”

2003年，我们进一步深入产业，从“三农”服务切入，开启了一系列产业服务探索。

2003年9月，国际国内大豆期货价格开始快速上涨行情，大豆期货价格很快从每斤1.05元左右上涨到1.25元以上，创十年来新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庆节一过，来到黑龙江，进入农田地头进行了调查。 当时东北农民已经在秤上卖豆子，调查结果表明，许多豆农根据去年秋天和当时周边商人的购买价格，以每斤1.05元以上的低价出售。 在眼里，匆匆在心里，10月9日，我给时任黑龙江省党委书记宋法棠写了一封《关于确保种豆农民增收的紧急建议》的信，建议让农民掌握这个行情，以较好的成本卖出手中的大豆。 在宋法棠的指示下，黑龙江电视台等媒体连续报道国际国内大豆价格状况，产区大豆收购价格迅速与销售区价格对接，持续上涨，切实保护了豆农的利益。

2004年3月，当国际、国内大豆价格达到15年来最高时，我借北京参加“两会”的机会向国务院领导写了建议书，呼吁东北豆农利用期货市场先销售，再种植大豆，利用期市避难，促进农民增收 温家宝总理、黄菊、回良玉副总理都发出了重要指示，黑龙江地区一家公司开始积极与农民合作，引诱农民尽早在期货市场销售豆子。

在2003年新闻服务和2004年“先卖后种地”的两次较为有效的尝试下，我和大商社还开展了“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指导广大农民利用现代市场机制进行生产经营，促进当地粮食产业快速发展。

准备中金所，4年开业的“猪强”

2006年6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总经理。 初期，证监会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做好准备，做好半年的准备，最多不得超过一年。 但是，事与愿违，等待开业指令的是一等是四年。

在那个漫长的一千多天的夜晚，我和中金所的同事们并不是被动地“闲逛”。 另一方面，我带队开展了模拟交易。 然后，组织了猛烈的投资者教育活动的预热市场。 另外，组织大批员工到期货企业业务第一线锻炼，打破交易所和期货企业之间的“楚河汉界”，让员工直接接触顾客，了解顾客的诉求。

天道报劳，漫长的四年过去了，年4月，我们把握时间窗口，顺利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清理整顿后，中国首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期货扬帆起航！

期货交易所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中心的标志性机构，如果中国资本走出国门到新加坡投资设立交易所，其意义不亚于在东南亚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 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新加坡，建设开放衍生品交易所的愿望正在涌现。

经过近两年艰难曲折的准备工作，新加坡亚太交易所终于于年5月25日上市，首批品种棕榈油期货合约顺利上市。

这是中国公司和中国资本首次走出国门，创办衍生品交易所。 我们在交易所确立的使命是制定大宗商品的亚洲价格标准，并且我相信我们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未来条件成熟后，亚太交易所部分品种将直接使用人民币计价，以离岸方式为岸市场服务，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服务国家战术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自《现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