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我们能从去年读过的书中窥视到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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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019年关于“过度工作”的讨论如此激烈？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能指望欧盟实现吗？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亚洲的未来？在记者的全年回顾中，他提出的问题和读过的书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不同方面。

作者徐跃东

2019年，我报道了许多新书发布会，并采访了一些作者。虽然我写的方向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不同方面。这些书要么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些见解，要么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下面是一些在去年的工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

2019年成为中国互联网“过度工作的第一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度工作的时代》是我在《新京报》报道和采访的第一本书。除了报道本书的新闻发布会，我还采访了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主席杨鹤庆教授，讨论了中国过度工作的现状和解决办法。《过劳死时代》以大量的数据和详实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了过劳死时代的真实面貌，并聚焦于“过劳死”新闻频发的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应对“过劳死”问题的尝试。

《过度工作的时代》，[日本]盛冈幸司，米译，新古典文化，新兴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关于这本书的报道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并使“过度工作”的话题在微博上成为热门搜索。这似乎是中国互联网上关于过度工作讨论的“第一声音”。几个月后，“996”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这在2019年的舆论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中国互联网舆论领域第一次对过度工作有如此强烈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在公众讨论的意义上，2019年可以被描述为“过度工作的第一年”。

去年，中国网民对“过度工作问题”给予了爆炸性的关注，这表明在主要舆论领域控制话语权的网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与大的经济形势有关。我们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过度工作时代”告诉我们，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和雇佣关系的变化，使发达国家近年来从缩短工作时间的时代走向过度工作的时代。因此，面对“过度工作”，虽然中国和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过度工作的原因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仅要借鉴发达国家处理过度工作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思考过度工作问题。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去年，我和我的同事参加了一个关于桑塔格的专题。除了桑塔格的作品，《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已经成为我做这个题目的主要参考读物。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传记，从多个维度探索了这位智慧之星的方方面面，并试图“唤醒”他。我仍然记得作者是如何分析桑塔格在他的书中成为知识偶像的原因的。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丹尼尔·施赖伯译，郭怡豪译，索西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

现在是一个读图的时代，而视觉形象对于“网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图像对偶像的重要性开始显现。桑塔格的照片在她“人性化设计”的构建和偶像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桑塔格渴望被谈论，喜欢创造神秘。她非常清楚她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她以积极进取的性格介入时代的争论，以激进的态度和开拓的人生态度引领潮流。她还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和“社交蝴蝶”与名人交朋友。

桑塔格的偶像化似乎是大众传媒时代公共知识明星的一种“榜样”和“第一声音”。用今天的话说，作为一个“科尔”，她非常精通如何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个人设计”。她创造“人的设计”的方法今天仍然可以用来分析这类知识之星。然而，桑塔格仍然是空.特定历史时期进化的产物在努力展现自我的同时，她从未脱离严肃的知识内容，她希望以严肃著称。

然而，在今天的网络和碎片化中，似乎产生像桑塔格这样拥有严肃知识核心的知识之星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独立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经下降。这就像《意识形态工业》中的描述一样，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停留在象牙塔里的桂冠上，但一旦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就会在各种高端杂志上发表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批评时代的缺点，影响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意识形态领袖。这种思想领袖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是按照网络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运作和组织的。他们就像企业家一样，为钱而经营自己。他们不再以批评为职业，而是成为某些观点和思想的传道者。

《意识形态工业》的作者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经济两极化、传统权威的可信度下降和政治两极化。在这些意识形态领袖的背后，往往有财阀。通过资助各种研究机构、思想传播平台和智囊团，财阀“控制”了这些思想领袖中符合其思想的人，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选民。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正在争夺财阀的青睐，以便他们能够成为意识形态明星并获得巨大利益。

金钱的潜流为意识形态产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调查员简·迈耶对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科赫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由几个亿万富翁组成并以他们为中心的“科赫网络”。通过追踪数十亿美元“黑金”的运作轨迹，简·迈耶尖锐地揭露了几代人的历史:“一小群拥有巨额财富的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扔钱来影响美国的决策和投票，而很少公开披露。”

《金钱潜流》，[美]简·迈耶译，李艾译，新兴出版社，2018年4月

这些由科赫网络资助的研究机构、智库、媒体和知识分子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推进保守的政治议程中，并成为右翼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当然，“金钱潜流”只是揭示了美国右翼在意识形态市场上的“黑金”。在《意识形态产业》中，作者还揭示了美国一些左翼思想意识形态市场背后的驱动力，如硅谷倡导的技术霸权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家倡导的“开放社会”。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能够复兴吗？这就是这些书唤起我们思考的地方。

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能指望欧盟实现吗？

2019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的90岁生日。我还参加了一个纪念哈贝马斯90岁生日的专题。哈贝马斯在学术界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简单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他的理论及其发展，并为我们描绘了这位思想家的肖像。在当今欧洲排外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哈贝马斯的知识遗产尤为重要。

《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刘枫译，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

像许多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对欧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寄予厚望。我们甚至可以说，要想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森林中找到现实公共生活的立足点，欧盟就是他理论的现实立足点。面对欧盟的危机，如英国退出欧盟和极右势力的崛起，哈贝马斯认为这是由于欧盟一体化不够。因此，欧盟应该促进整个欧洲谈判和沟通网络的发展，以及欧洲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这有利于解决当前的欧盟危机。

《动荡而强大的大陆》，安东尼·吉登斯译，陈志杰译，郭忠中文学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英雄所见略同。”在《动荡而强大的欧洲大陆》中，吉登斯为欧盟加快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建议。总的来说，他基本上同意哈贝马斯对欧盟的分析。要解决欧盟的症结，需要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而欧盟的身份可以通过构建欧洲公民社会来构建。

他们都反对“怀疑欧洲”的想法——选择“英国退出欧盟”或其他想加强国家主权的想法，这无助于解决欧洲危机。2019年，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拖了整整一年，欧洲议会2019年的选举结果反映了欧盟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趋势。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能指望欧盟实现吗？这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观察。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亚洲的未来？[/s2/]

在亚欧大陆的西端，“亲欧”和“疑似欧洲”之间的争端层出不穷。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亚洲问题。当我采访《寻找亚洲》一书的作者孙歌时，她提到，虽然她自己的作品与哈贝马斯为欧盟所做的作品不同，但促进人类多元化发展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哈贝马斯不同，孙歌更注重亚洲自身的多样性。孙歌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通过相互交流和理解而融合在一起的社区，而是充分开发各种特殊的财产。这是一种“不均一性”。

《寻找亚洲》，孙歌著，对开本一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孙歌认为，欧洲有可能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并保持自身的多样性。此外，这种融合不会损害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但对亚洲来说，这种整合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是否有一项原则仍然能够在无法融合的多样性之间建立充分的相互理解？这一原则的目标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充分发展。作为发展的结果，没有人像任何人，但没有人会压倒或排斥任何人。这是孙歌在思考亚洲问题时设定的基调，因为她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理论来有效地解释亚洲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寻找亚洲自己的原则。

孙歌在日本思想史研究中十分关注亚洲问题，并从贺哲朗、竹内、沟口雄三、陈家瑛等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营养，试图找到亚洲原则。同样，李永静也研究日本思想，但他的《中日双方》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日本的亚洲问题。与孙戈在抽象理论思维中寻找可能性不同，李永静的理论是宏大的。通过对日本精神史的梳理，他剖析了一条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纠缠并最终融合为世界主义的道路。李永静认为，日本和中国是“同时存在的两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日本的现代精神史。

《两个部分》，李永静著，对开本一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版

在书中，李永静提出了“新世界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对“世界主义”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李永静认为，国内学者对“世界主义”的讨论，一方面应该克服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应该提出未来世界秩序的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界主义”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然而，“世界主义”更凸显中国，“新世界主义”将中国带入“世界”。因为只有在中国融入现有世界的过程中，新的世界秩序，包括中国自己的内部秩序，才能得到更新和提升。

毕竟，所有的理论都有一些乌托邦的成分，但在全球政治动荡的时代，这些思想是知识分子重新把握和审视这个时代的尝试。除了把握和分析这个时代的脉搏，知识分子总结经验和提出建议也是很自然的，尽管现实可能远比知识分子想象的复杂和多变。我们需要这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指导来面对和探索未知的未来。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